一个多月以来，我一直昏昏沉沉的。话很少，像把声音也省下来，留给身体去熬。
市科协的老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愿不愿意给全市中学科技辅导员做个报告，讲讲怎么辅导孩子参加青少年科技大赛。
我第一反应是想拒绝。这些天，我完全不想说话，身心的疲惫，让我失去了所有的力气。
而且，这种活动我见过太多了。流程完整、时间卡点、最后落在一张签到表上。大家各自完成任务，然后散场。你讲得再认真，也可能只是一阵风，从会议室门缝里吹出去，吹不出一点回声。
可我挂电话后，脑子里总浮出两个画面。
一个是 2015 年第一次在省赛当评委时，那个胖胖的小男孩。他站在我面前，眼睛亮得像刚点起来的灯，热情得有点笨拙，仿佛你只要说一句“可以”，他就真敢去试。另一个画面更远：边远山区那位科技老师，局促地站着，一间教室就要辅导完小学所有年级的科技活动。他不太会表达，但你能看见他身上那股“想把孩子带出来一点点”的急。
这两个画面让我没法轻易说“不”。
于是我挣扎着答应了。接下来的三个晚上，我把台灯开到最亮，做 keynote，改一页又一页。做着做着，我才发现我真正焦虑的不是“讲什么技巧”，而是“要传递什么”。我甚至反复问自己：如果台下只留下一个人愿意认真听，我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？
到了现场，会议室的灯是那种冷白的，照得人精神更紧。门口摆着签到台，纸张翻动的声音很清脆。老师们陆陆续续进来，有人低头回消息，有人靠着椅背发呆，也有人把手机倒扣在桌上，像在告诉自己：我就坐一会儿，任务完成就走。
我问科协的老师：我讲多长时间？
她想了想，说至少一个小时吧，最好再长十几分钟。她笑了一下，又补了一句：后面接着报告的老师也没什么讲的。
我听懂了。大家确实都是来完成一场任务的——包括我。
那一瞬间，我心里又升起了那种熟悉的悲观：你看，还是这样。认真与不认真，最后都落在同一张表格里。
可我忽然又想到：如果这一百多位老师里，有一个人真的被打动了呢？他回去愿意换一种眼神看孩子，愿意多问一句“你喜欢什么”，愿意在孩子失败的时候不急着否定……那是不是也值？
我发现自己这几年确实变了。以前我总希望事情立刻见效，希望它“有用”。现在我慢慢接受：很多改变不大、不快，甚至你看不见。但它也许会在某个孩子的心里，多留下一点点火光。
我站着讲完，讲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。
讲到中途，我的嗓子有点干，水杯里那点温水喝下去也不顶用。但我看见了一些细小的变化：有人从最开始的应付，慢慢坐直了；有人抬头看屏幕的次数变多了；有人在我说到某个点时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像是在心里说：嗯，是这么回事。
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再多讲一会儿。如果允许，我甚至还想再讲一个小时——不是为了证明我讲得好，而是因为我突然感觉：这间屋子里不是只有“任务”，还有一些人仍然愿意被点亮。
我讲到最后，几乎是把那句最朴素的话一遍遍绕回来：
把爱传递给孩子们吧。
把对科学的热情，当作火种，栽种在他们心里。
在所有正式内容之前，我还是讲了那个小胖男孩的故事。正是他，当年把我拽进这条路；而如今，这个故事又多了一层意义：我答应过一个人，我会坚持。
报告结尾，我突然脱口而出一段话：
我们陪不了他们一生
只能伴他们一程
但是，
我们希望，因为我们存在过
他们这一生过得更好一点点
足矣
开车，一轮明月挂在天边，我终于哭了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