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年去见他，多半是在傍晚。
他住得不远。可真正坐到他家那张桌子旁边，一年也不过一两次。门一开，他总先把身子让开，说一句，来了？话音未落，人已经往厨房去了。冰箱门拉开，几瓶啤酒整齐地靠在里面，瓶身上挂着细密的水珠。他拎出来，习惯性用手背抹一下，像怕水滴到地上。
他嫌外面的店不实在。烤肉少，啤酒也不好，坐在那里，话还没说开，人已经觉得受了拘束。于是更多时候，是他自己张罗。牛肉、虾、排骨，摆得满满当当。火一热，他拿夹子翻两下，第一片熟的，照例先放到我盘子里。
“这块嫩，趁热。”
三十多年过去，他大体还是那个样子。
人到中年，多少会学会一点转圜。话不说尽，事不做绝，像石头在水里泡久了，棱角慢慢钝下去。他也钝了一些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着把道理一口气倒出来。可有些地方，仍硬着。不是为了显得特别，也不是不通世故。他只是对自己认定的东西，看得太实，不肯随手拿去换一点方便。
我们认识，是读硕士的时候。
那时住学生宿舍，上下铺，铁架床，木梯子一踩就响。他睡我上铺。夏天中午，楼道里热，电扇在头顶慢吞吞地转，吹下来的是灰尘味和旧电机味。大家躺着，谁也不大想动。偏他不肯闲着，半个身子探下来，问一句：
“你说，这事到底怎么算合理？”
那时候，他已经被叫作“唐博士”。
他当然不是博士。只是他常说，我的水平，早就超过大多数博士了。说这话时，下巴微微一扬，眼里却没有多少得意，像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大家听久了，便拿这个取笑他。他也不恼，像这称呼本来就该归他。后来硕士毕业，他死活不再往上读，“博士”二字就成了我称呼他的私人用语。
他喜欢辩论。
中午别人刚躺下，他从上铺探下来；晚上洗漱完，走廊里一拦，又能说半天。今天是技术，明天是历史，后天是教育，再过两天，又转到人的自由意志。声音不算大，语速却快，一串珠子似的，落在桌面上，停不住。
许多人怕他。
我倒不大怕。后来想，或许是因为我看出，他并不只是要赢。他只是受不了一个问题悬在那里，像桌角一粒没有擦掉的灰，非要拿手指抹一下不可。
有一回，也是中午。
窗帘没拉严，阳光从缝里漏进来，在对面墙上照出一道发白的线。我们一个躺上铺，一个躺下铺，说起“技术进步到底会不会让人更幸福”。年轻时我说话喜欢周全，从历史绕到现实，从个体绕到时代，大意无非是：技术进步未必直接等于幸福，古人有古人的活法，今天的人也未必更好。
他说话前，床板先响了一下。
隔了几秒，他在上面问：
“那你自己选，你愿意活在现在，还是几百年前？”
我望着天花板，半天没有接。
电扇还在转。宿舍里有人翻身，竹席轻轻响。隔了半晌，我回答到：“你是对的，我不愿意活在几百年前。”
上铺安静了一会儿。
他说，以前在厂里，争论到最后常常会变成面子之争。不管开始谈什么，最后都是你不对，你祖宗也不对。你是第一个跟我辩论，最后承认自己前面那套说法不成立的人。
他说得很平。我却记了很多年。
从那以后，他更愿意跟我谈事。也许不是因为我多高明，只是那时候我们都还愿意在一句话后面停一下。年轻时若肯承认自己想错了，并不丢人。可这本事，后来反倒不容易了。
那几年，我们谈得很多。
宿舍里，食堂路上，教学楼边的草地，操场旁的长椅，只要有空，总能站下来讲上一阵。他说到要紧处，会不自觉地去提他的裤子，像是紧张地马上要上战场。若我不同意，他眉头便皱起来，眼睛盯着我，非要把那东西拿到亮处不可。
有一次，我无意看见他通讯录里我的名字，后面备注了两个英文词：soul mate。
我先是一愣，随即有点想笑，却没有笑出来。我们那一代人，不大习惯把情谊写得这样直。许多东西都藏在玩笑、互损、吃饭和一句“走”里。这样明晃晃地摆在屏幕上，反倒让人不好意思。
我没有问他。
这么多年过去，倒还记得那两个词。
他本科在武大，后来到工厂干了两年，再来成都读研究生，无他，只是因为女朋友在这里。
这事放在别人身上，或许显得浪漫；放在他身上，更像一种认死理。喜欢一个人，就到她所在的城来。考上了，便也不遮掩高兴。只是他这个人，有情，也讲原则，讲到不会拐弯。
第一个春节，他去女朋友家。照理说，是该好好表现的时候。偏偏未来岳父和小舅子都信中医、气功一类。他若肯笑一笑、点点头，饭也就吃过去了。可他不肯。当场说那些站不住脚，不可当真。
我几乎能想见那张饭桌。
菜还热着，筷子才动几下，屋里便慢慢冷下来。长辈的脸色不好看，女朋友夹在中间，下不来台。他说完，大约也知道气氛不对，可要他马上改口圆场，又做不到。
回来后，他跟我讲，脸上还有些不服气。
我劝他，去认个错，哪怕做个样子。谈恋爱不是学术辩论，不必句句争到底。
他摇头，说，不用，她会理解的，她知道我是什么人。
我看着他，隐隐有些担忧。
三个月后，他来找我。
坐下很久没说话，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
“她真走了。”
那不是嚎啕，也不是诉苦。只是一个人原以为脚下是实地，踩下去才发现空了一块。
当年我笑他。说你谈恋爱也讲原则，活该。现在想起，不大笑得出来。一个人不会转弯，固然要吃亏；可若把那点硬处全磨平，他也就不再是他。
毕业后，他留校当老师，我继续读书。身份变了，来往没有断。
教学楼旁边那片草地，是我们常去的地方。春天有潮气，裤脚坐久了会沾湿；夏天蚊子多，聊着聊着就拍一下小腿；冬天太阳好，草里有一点晒暖后的味道。他往地上一坐，腿一盘，又开始说。书，技术，时事，人的处境，时代的变化，都能讲。
那时我读林达的书，有一夜睡得很浅。第二天一早跑去找他。他正端着搪瓷缸子漱口，嘴里含着泡沫，含混地问，怎么了？
我说，昨晚想明白一件事。
他把水吐掉，毛巾在脸上胡乱擦两下，说：
“进来，慢慢讲。”
有些朋友，能一起吃饭；有些朋友，能一起做事。还有一种人，是你刚想明白一点什么，第一时间便想去敲他的门。门一开，他不会先问有没有用，也不急着下结论。他把嘴里的泡沫吐掉，给你一张椅子。
这样的关系，后来就少了。
我创业那几年，日子不算轻松。
他知道后，只说了一句，别的忙我帮不上。我有五万块私房钱，你要用就拿去，老婆不知道。
他说得轻，像说桌上还有一盘菜。我却一时没有接话。
我知道他的收入，也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外财。那五万块，大概真是手边能动的最大一笔钱。他说拿出来，不是客套。这个人说话，有时笨，笨处也正在这里：不大会铺垫，不大会试探，真要给，便直接把东西推到你面前。
我没有要。
现在想来，那天桌上其实已经放过一笔钱了。只是我没有伸手拿。
这些年，他常说，钱花不完。
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，未免像炫耀。从他嘴里出来，只让人想笑。什么叫花不完？他那点工资，我又不是不清楚。不过是他要的东西少。衣服能穿就行，车好不好无所谓，饭菜平日也不讲究。可朋友来了，啤酒要挑好的，肉要买好的，火候要自己守。
有些人对自己省，是为了积攒；他对自己省，像是根本没想起来。
去年见面，他喝了一大口啤酒，忽然说：
“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当年总想，要是电脑有 1G 内存就好了。”
我当然记得。
九十年代中期，一个闷热的中午，我们躺在宿舍里，头顶风扇咔嗒咔嗒响。一个人用 8M 内存的机器，一个人用 32M 内存的机器，做量子化学计算。矩阵大，内存小，程序跑得慢，机器一卡，人就坐在旁边干等。
于是我们幻想，哪天有 1G 内存，该能算多少东西。
那时的愿望，今日看起来小得可笑。不是名，不是利，也不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。只是盼机器快一点，内存大一点，手里的问题能再往前推一点。
如今我的笔记本已有 128G 内存。算力、存储、工具，都比当年好得多。可有些东西，并没有随之变得更容易。机器快了，心反而不一定跟得上。窗口开得多了，真正能沉下去算完的东西，倒未必更多。
他把烤盘上的肉翻了一面。
油脂落到火上，轻轻响了一下。他看了看颜色，夹起一片放到我碗里。
“这块差不多了，快吃，凉了就老。”
我低头吃那片肉。
有时候，人怀念的并不是贫乏。不是那台慢机器，不是宿舍里发闷的午后，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 1G 内存。贫乏本身没有什么可怀念。让人记得的，是那时东西少，话却多；路还窄，心还肯往前；一个问题想不通，便可以从中午说到晚上，从床上说到草地，再从草地说到食堂门口。
更要紧的是，有一个上铺的人。
你说一句，他能接十句；你被一句话问住，他便在上面安静下来；你一早去敲门，说昨晚想明白一点东西，他把漱口水吐掉，让你进来慢慢讲；你遇到难处，他不问你将来能不能还，只说自己有五万块。
三十多年过去，我们都老了一些。
头发白了，眼神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亮。争论少了，很多话说到一半，也知道不必追到底。可每次坐到他家桌边，看他把啤酒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把肉一片一片翻好，我仍会想起上铺那个年轻人。
他趴在床栏杆上，低头问：
“你说，这事到底怎么算合理？”
盘子里还剩最后几块肉。啤酒快见底，桌上有一点油渍，两三张纸巾揉在一旁。他把火调小，又把最后一片肉翻过来。看了看，仍夹给我。
我没有推。
窗外天色已经沉下去，小区里有人关门，声音从楼道里传来，很短。屋里烤盘还热着，啤酒瓶壁上的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滑，停在桌面上。
那片肉确实还嫩。
我吃完，坐了一会儿，没有急着说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