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里又醒了。

不是梦醒，是疼醒。带状疱疹的那种疼，很狡猾——不像刀割，也不像火烧，更像一根细细的电线，贴着神经一路往里拧，拧到你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，它又忽然加一点力。

我摸到床头的手机，屏幕亮了一下，又暗下去。通知栏干干净净。没有消息。只有时间，像一枚冷冰冰的钉子：03:17。

我坐起来，披了件外套，去走廊尽头倒水。水在杯壁里晃出一点声音，屋里很静，那一点声音也显得过分清晰。你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明白：有些静不是安静，是空。

我一直以为，世人对岳飞的认识，大多来自《满江红》。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，何等荡气回肠，何等波澜壮阔；“待从头，收拾旧河山，朝天阙”，把人一下子推到高处，然后又“莫须有”，风波亭，金戈铁马，戛然而止。后世读起来，只剩唏嘘，无语凝噎。

可我真正被他击中的，却不是这首。

是《小重山》。

很多人不知道它。即便读到，看到作者是岳飞时，也会惊讶：一个豪迈到可以横刀立马的人，怎么也写得出那样细腻的句子。像把盔甲脱下来以后，才露出一层更软、更怕风吹的皮肤。

大约二十年前，我读过一本书，讲岳飞之死，颠覆了我从小被告知的那套叙事。后来也听人讲过类似内容，但那本书给我的震动最大。它让我第一次比较接近地理解：一个人满腔热血，一心以为自己在做“对的事”，却不被世人理解，甚至不被最该理解的人信任，那种感觉是什么。

所谓功名、利益、盘算、得失，可能只是旁人茶余饭后的闲聊。可对当事人来说，理解也罢、误解也罢，并不会因此改变什么。它只是让你更清楚地知道：你站在这里，但你说的话，传不到你想传到的人那里。

上月中旬去看医生，医生说这个病疼得很，问我要不要打进口针。

我笑着说：“无非疼一下，不碍事的。”

他继续“吓唬”我：有些人要疼一两年，有些人要疼三五个月，一般至少两三个月。我挥挥手：“无妨，几个月而已。”

结果真正疼起来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天真——每天晚上要疼醒四五次。后来医生给我开了两种药：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吃的止疼药；疼得睡不着的时候吃的安眠药。

我把药盒放在桌上，像把两张底牌摊出来：一张是硬扛，一张是逃走。可硬扛也好，逃走也好，天亮后还是要回到同一个白天里去。

半夜又醒的时候，我习惯性地起身，独自绕着楼道走。也就是在那一圈又一圈的绕行里，脑海里忽然蹦出《小重山》。中学时背过，早以为忘了，可那晚它字字清晰，像有人在你耳边低声念，念得你没处躲。

我以前读它，只觉得“文采”。那一刻才突然懂了里面的“伤悲”：不是嚎啕，不是控诉，是那种把话吞回去、吞到喉咙发紧的沉默。你知道自己并不委屈于“事情本身”，你委屈的是——你明明在用尽力气，却被当成了另一个样子。

神经之疼、皮肉之痛，当然疼；可更疼的，是那种无可言说的寂寞。你想解释，又觉得解释会显得更像辩解；你想靠近，又怕靠近只会让误解更深。于是你只好把手放在门把上，又松开；把话打在输入框里，又删掉；最后还是没发出去。

人在疼的时候，会格外想要一个“理解”。不是要被安慰，不是要被夸奖，只是想要对方能看见：你这个人，站在这儿，是认真的。

可理解这种东西，有时比药还难开。

我以前一直不太理解李商隐为什么写那么多《无题》诗：起个名字很难吗？

如今我明白了。

有些话，真找不到名字。你一旦给它命名，它就变得太具体，具体到像在表达什么；可你并不想表达，你只是想把那一点点压在胸口的酸楚，找个地方放下——哪怕只是放在一段文字里，放成一个弯弯绕绕的故事，让它看起来像在写别人，其实是在写自己。

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！”

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手里那杯水已经凉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