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段时间，我的睡眠像坏掉的钟。

要么怎么都睡不着，要么刚合上眼就被自己惊醒。书也看不进去：一本摊在手里，半个小时过去，纸页纹丝不动。那些字我都认识，但它们像隔着一层雾，从我眼前飘过去——我抓不住，也不想抓。

于是今天，我干脆买了张电影票。不是想看电影，是想找个地方，把自己放倒一会儿，哪怕只是闭上眼，借黑暗和空调的白噪音，睡一小觉。

中午场。偌大的影厅空得发亮。

我推门进去时，脚步声在地毯上轻轻闷响，像踩进一间很久没人住的屋子。屏幕亮着，广告一条条放过去，座位一排排沉默。我挑了中间的位置坐下，四周没有人，连咳嗽声都没有。

放映机转动的声音很轻，却清晰得有点过分。那种声音一出来，我忽然有点恍惚：我到底是在电影院，还是在另一个更空的地方？像是整个世界都退到了门外，只剩我被留在这里，跟一束光对峙。

片尾字幕滚上来时，我没有立刻起身。

我一个人坐着，看演职员表一行一行往上爬，看那些陌生的名字，想象他们在幕后——在我看不见的地方——凑出一个故事，点亮一段时间。然后灯亮了，故事结束，只剩下我还坐在原地，像迟到又像早退。

上一次进电影院，是《哪咤 2》吧。我甚至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：人很多，我进进出出，同伴很不高兴。

可《zootopia 1》上映，竟然已经差不多十年前了。十年。这个数字让我心里一沉。

十年里的很多记忆都变模糊了。甚至那三年的疫情，如今也像隔着一层毛玻璃，影影绰绰。可奇怪的是，有些东西并不会随时间变淡——它们不吵不闹，只是偶尔在你最疲惫、最不设防的时刻，轻轻伸手，拍你一下。

比如：上次看完《zootopia》，那种“无止境地被调查”的日子就开始了。师长、朋友、同事，各自的选择与表情像一面面镜子，把人性照得过分清楚。我本来就对人世间有点悲观，那段时间更觉得荒诞——荒诞到你想笑，又笑不出来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下定决心离开那片土壤。我当时对自己说：无论未来有多难，我都要走下去。

这句话放到今天再念一遍，仍然有点硬，甚至有点笨。但它是真的。笨拙的真话往往最难改口。

《zootopia》里的朱迪和尼克，我一直很喜欢。

狐狸和兔子，一个看起来对什么都满不在乎，一个争强好胜总想当英雄。可他们各自心里，都有一块软的地方。尼克说，吊儿郎当是他的防御机制，因为他缺乏安全感，也不擅长表达感受；朱迪说，她掩饰不安，是因为不想显得软弱——她想变强，却总觉得自己在搞砸；她总是冒险，是因为想当英雄想疯了。

我听到这段的时候，心突然软了一下，又软了一下。

因为我发现，我身上同时有他们俩的弱点：

我也缺乏安全感，虽然话很多，但也不擅长直接表达内心的感受；

我也怕显得软弱，所以把很多东西压在心里，用“继续做事”去替代“说出来”。

很多人都以为我在说谎，说我是 E 人。但我才明白，我的内向，虽然看起来很魔幻，但它真实。真实到让我在空荡荡的影厅里，突然想叹一口气——又把那口气咽回去。毕竟，叹气也解决不了什么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很想做一只刺猬。

我以为天底下有统一的道理，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大学时读到赵鑫珊的《普朗克之魂》，我几乎对“追求大一统”着迷——那种感觉像抓住一根总能解释世界的绳子，只要握紧，就不会迷路。

后来受以赛亚·柏林、顾衡这些人的影响，我越来越觉得狐狸更接近现实：刺猬知道一件大事，狐狸知道许多小事。刺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；对了，能做很大的事，错了，也可能带来很大的灾难。狐狸不一样，它没有宏大叙事，不急于找到根本答案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走一步看一步，以万变应万变。

这几年，我逐渐变成了一个更保守的人。狐狸，也成了我的头像。 嗯，这只戴着围巾的狐狸——大概会是我一生的标识吧。

有时候我会想：所谓成长，也许不是你变得更勇敢，而是你终于承认自己并不总是勇敢；你只是学会了带着害怕继续走。像狐狸那样，不逞强，也不投降。

走出影院时，外面阳光很亮。街上人来人往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忽然想到果果前两天跟我说的话。她说好羡慕家里的狗狗嘟嘟：不用写作业、没有压力，想吃就吃、想睡就睡，还随时有人摸摸它。

我叹了口气，没立刻回答。过了几秒才说：

“我也很羡慕一只叫柠檬的猫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