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高校读书、工作，转眼已经二十多年。
二十多年里，常听人问一个问题：高校教师究竟应当以教学为主，还是以科研为主？起初我觉得，这问题似乎不必回答。现代大学不论中外，大体都有三件事要做：培养人才，科学研究，服务社会。若说得宽些，前两件本身也正是服务社会的一部分。既然大学原本就有这三重职责，又何必把它们硬拆开，像在一张窄桌上争夺有限的位置。
可问的人有时很认真，眼神里确有困惑。我便也跟着讨论。
讨论到后来，常常不大愉快。话题一旦落到具体人身上，就很难只谈道理。有人强调教学，有人强调科研，起初似乎都在为大学着想，说着说着，便露出各自的处境。教学做得吃力的，容易把科研说成虚浮；科研做不出的，又容易把课堂抬得过高。反过来也一样，擅长科研的人，有时瞧不起教学的琐碎；愿意上课的人，又常把研究说成少数人的功名。凡事一与利益缠住，清楚的是非便少了，剩下的多半是偏执。
学校当然要以育人为本。
只是，说到教育，我们究竟在说什么？
很多人一提重视教育，想到的便是加强课堂教学：教师认真备课，把书本知识讲清楚，学生认真听讲，考试能够及格。一代一代，薪火相传。这个图景很端正，也很安稳。讲台、粉笔、教材、笔记，像许多年来没有变过的仪式。它当然有价值。没有基本知识的传授，没有严肃课堂的训练，大学也就失了根基。
但我并不完全满足于此。
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：教育就是忘记了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剩下的东西。这话听上去有些轻，却很深。若一个学生毕业多年，公式忘了，教材细节忘了，某门课的考试题也早已忘了，可他面对一个陌生问题时，仍知道怎样拆解，怎样寻找证据，怎样试错，怎样修正判断，怎样在不确定中往前走，那么教育多少留下了一点真正的东西。
我理解的教育，最要紧的是让学生获得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。
尤其在今天，世界变化太快。它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前，也超过二十年前。许多问题初次来到面前时，没有现成答案，也没有清楚路径。工具换了，行业换了，社会运行的方式也在变。一个人若只能重复教材上的例题，只能在熟悉条件下寻找标准答案，那么一离开学校，便很容易站在新问题前发怔。
可人不能总等别人把路铺好。
现实中的许多问题，起初都像一团乱线。你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有结果。只能先看材料，查文献，找工具，试一个入口；错了，再退回来；和别人讨论，修正自己的理解；有时工具不够，还要自己造一点工具。如此往复，直到某一天，问题的轮廓稍稍清楚，曙光从缝隙里透进来。
这整个过程，其实就是研究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研究并不只属于少数人的实验室。一个问题在人类知识中也许早已有答案，但对一个初次面对它的人来说，仍然是未知。只要他不是被动接受结论，而是亲自经历迷惑、寻找、试探、失败、修正和理解，这便已经有了研究的影子。大学教育若能把这样的过程适当简化，像搭一个模型让学生进入，便是在训练真正重要的能力。
可惜，我们许多课堂仍停在很旧的位置。
教师照着教材讲，学生照着重点记。学期结束，考试通过，彼此都算完成任务。我们对好老师的评价，有时低到令人不安：能把书本讲清楚，已算不错；若能让学生不睡觉，便近乎优秀。至于学生以后能不能面对新问题，能不能自己学习，能不能把所学迁移到陌生处，似乎便不再追问了。
于是，常听毕业生说，工作中真正需要的知识和能力，大多不是在学校学到的，而是后来自己摸索出来的。
这话每听一次，心里都不轻松。大学当然不能把一个人一生所需的知识全都预先装好。那既不可能，也不该是大学的任务。可是如果学生怀念大学，主要只剩下青春、同学、人脉和几段自由时光，而不是某种思维方式的建立，某种求知能力的形成，某种面对未知时不慌乱的底气，那么大学总该反省一下自己究竟留下了什么。
社会需要人才，更需要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才。
这句话这些年被说得太多，几乎有些旧了。可它并不因此失效。问题在于，创造力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，也不是几场讲座、几份文件、几项竞赛能够自然长出来的东西。它需要一个人真正经历未知，真正被问题逼迫，真正明白知识不是用来背诵的，而是用来打开世界的。
我常常想，若一个教师自己从来没有解决未知问题的经验，他如何教学生拥有这种能力？
一个人自己没有在问题前迷路过，没有为一个错误结果反复检查过，没有在文献里一页一页找线索，没有在凌晨时分忽然看见一点结构，他讲“创新”，便很容易空。他也许能把教材讲得清楚，能把概念解释得平顺，甚至能让课堂热闹，可学生未必因此知道，真正的问题是怎样被提出、怎样被推进、怎样被解决的。
所以，科学研究在大学里的意义，不只是发表论文、申请项目、增加指标。它还有一个更深的功能：让教师保持与未知的接触，并把这种接触转化为学生可以理解、可以训练、可以进入的能力。
当然，反过来也一样。
一个教师若只顾自己做科研，不愿意教学，或者没有能力把自己解决问题的经验总结出来、传递出去，也不能算合格的高校教师。他可以是研究者，却未必是大学教师。大学不是单纯的研究院。教师身处大学，便不能只把学生看成劳力、署名、数据和项目的一部分。学生在旁边，不只是帮你完成研究任务的人，更是需要从研究过程中学会如何成为一个独立思考者的人。
同样，借口教学忙而拒绝科研，或借口科研忙而轻慢教学，其实都离大学的本质远了。
大学也不是中小学。它不能满足于把确定的知识整齐地传下去，然后用考试确认学生是否记住。大学要带学生走到知识的边缘，让他们知道世界并不总像教材那样有章可循；也要让他们学会，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，怎样保持清醒，怎样组织证据，怎样与人合作，怎样承担失败。
这几年，我越来越觉得，世界本身并不是连续地向前展开的。
我们常以为，凭过去的经验，总能推断未来。可很多时候，未来是突然转弯的。一个新工具出现，一个新行业兴起，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生成，旧有知识还在，却不能直接给出答案。人在这样的世界里，如果失去自我学习和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，便只能慢慢被推到边缘。人如此，学校如此，社会也如此。
我曾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拍过一张照片。
照片并不特别。树，草地，建筑，来往的学生。阳光落在路面上，干净而安静。可我每次想起那张照片，总会想到一种大学该有的气象。斯坦福当然不是完美的，但全世界能把教学、研究和服务社会结合得那么好的高校，确实不多。它最让我赞赏的地方，是把创造力看成大学教育的灵魂。
这句话若只是写在宣传册上，也许并不稀奇。难得的是，它能落到课程、研究、制度、校园文化和学生日常训练之中。学生不只是听课，也参与问题；不只是完成作业，也学习提出问题；不只是接受知识，也被鼓励把知识带到现实中去试一试。这样的教育，才不至于把人训练成只会等待指令的器物。
大学教育，说到底要留下什么？
也许不是某一门课的全部内容，也不是某一本教材的完整记忆。它应当留下几样更耐久的东西：对证据的尊重，对逻辑的敬畏，对未知的勇气，对错误的耐心，对自由探索的信任，以及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重新学习的能力。
这些东西看不见，却会在很多年后显出来。
当一个学生走出校园，面对一个陌生任务，起初茫然，随后坐下来查资料，拆问题，找工具，试方法，和别人讨论，再一点点逼近答案时，大学便仍在他身上。哪怕他已经忘了某个公式的推导，忘了某门课的细节，甚至忘了当年坐在哪一间教室里，他仍然带着教育真正留下的那一点光。
这大概就是我所理解的大学。
它要教书，也要研究；要培养人才，也要服务社会。三者并不应彼此拆散。好的研究会反哺教学，好的教学会使研究精神延续到更多人身上，而真正的人才培养，最终也会成为最深的社会服务。
校园里那张照片，后来一直留在电脑里。
有时翻到它，我会停一会儿。阳光还在那条路上，学生从远处走来，树影落在地面。大学若还有值得人相信的地方，也许就在这样的路上：有人把旧知识讲清楚，也有人带着年轻人，向还没有答案的地方走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