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早读新语丝，大约是在二〇〇〇年前后。
那时网络还不像后来这般拥挤，一篇文章要找到，也未必伸手即来。我常常要请唐博士帮我寻些文章。屏幕的光不亮，字却清楚。一篇篇读下去，只觉得那种文笔真是少见：干净、锋利，逻辑一层一层推进，没有虚张声势，却能把许多含混的东西剥到骨头上。
那时候我已是学物理的人，也有博士学位，却常常在读完之后生出一点惭愧。许多科学常识，原本并非不知道；许多判断真假、辨析证据的方法，也并非从未受过训练。可是在他的文章里，那些东西忽然变得更明亮，更有筋骨，也更能抵达人心。仿佛一件旧仪器，被人重新擦拭过，刻度仍是原来的刻度，却能让人再次看见它为什么可靠。
后来事情多了，新语丝去得少了些，但舟子的文字和言行，仍旧断断续续看着。
他这些年做的事，旁人说起来容易，真要一个人长久去做，却并不容易。容不得假，容不得欺，容不得那一点点看似无伤大雅的含混；在人群都愿意绕开的地方，他偏偏走过去，把灯举高一些。这样的性情，未必讨喜，也很难周全。可我心里一直敬重。
人有时也会近于迷信。看他一件一件地打假成功，久而久之，当他又与谁论辩起来，我心里常先偏向他一边。对一个做物理的人来说，这并不是好的习惯。我们受的训练，本该先看证据，再作判断；本该警惕自己的预设，警惕情绪比事实先到场。可那一种信任，确实已经在心里形成。每次我也仍会去看材料，去辨逻辑，去想有没有反例，只是最初那一瞬间，我知道自己已经先站近了他一些。
春节时，他与韩寒的论战刚起。一帮朋友在家中谈起此事，杯子放在茶几上，水汽慢慢散开。我说，凭我这些年对舟子的了解，他若出手，大约不会没有准备；对方最好的办法，恐怕是不急着说话。朋友们不以为然，也并不奇怪。那时事情还未展开，谁都只能凭各自所见作判断。后来局面一步步走到今日，我只能说，舟子没有辜负我当初的信任。至于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的信任，对他当然无足轻重；可是于我自己，却是一次并不轻的确认。
舟子打假的人里，有我原本不喜欢的，也有我曾经颇有好感的。
李开复、罗永浩，都曾是我愿意读、愿意听的公众人物。最初看见舟子批评他们时，我也有过迟疑。人总有自己的偏爱，哪怕以为自己理性，也难免在心里替熟悉的那一方多留一点余地。所以那几次，我反而更认真地看双方文字，更小心地比对证据。有时心里还隐约担心：若舟子这次打错了，我会不会失望。
后来事实一层层显出来，我又一次觉得，一个人长久坚持实事求是，并不只是态度问题，也是一种艰难的自我约束。开复后来能够认错，这使我仍觉得他有可敬之处。至于老罗，终究让我失望了些。失望并不全在输赢，而在面对证据时，一个人如何安放自己的体面。
这些年，舟子揭出的许多人和事，也使我对这个世界多了些不那么轻易的认识。
他的书，我几乎都买了。有时自己也觉得好笑：许多科学知识明明知道，却仍像需要他再教一遍。也许不是知识本身，而是他把知识放在现实之中，把科学精神放在人的欲望、名利和谎言面前，于是那些原本写在教科书里的东西，忽然有了重量。
我常在课堂上感叹，中国学生缺少科学的逻辑训练。每接一班新同学，我总要讲什么是科学，什么不是科学，怎样辨别证据，怎样警惕伪科学。讲的时候很认真，讲完也知道收效未必有多少。学生们点头，记下几句，考试之后，又各自被更大的潮水带走。于是越发觉得，像舟子这样的人，在当下中国是难得的。
前些天在另一所大学里，遇见一个八九年前教过的学生。他说还记得当年我给他们讲物理，也讲过一些科学道理。那时他还是本科生，如今博士快要毕业了。站在校园的一角，风从树叶里过去，我忽然有些欣慰。一个小人物做过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，隔了这么久，竟也会被人记得。由此再想舟子这些年所承受、所推动、所坚持的，便更觉不易。
这两天，看见南方系的文章，也看见许多人或明或暗地围攻他，我心里很难过。
这种苦，外人说起来总轻。误解、讥讽、谩骂，一层一层落到身上，若换作我自己，未必扛得住。人到中年，已知道意气不能当饭吃，也知道许多正直的事，并不因为正直就会得到善待。有时候，一个人走在暗处，并不是不知道前面冷，也不是不知道身后无人，只是他若不往前走，那盏灯就落在地上了。
我大学时留下过一本书，题作《绝望的反抗》。许多年过去，书页旧了，纸色也暗下来，却一直没有丢。现在想起舟子，常觉得他也像是在做这样的事。也许他并不自认为悲情，也不需要旁人替他加上这两个字。可是那种孤身而行的身影，总让人觉得心里发紧。
一个孤傲的人，承受这样的苦与误解，实在难为他。
我能做的事很少。既不能替他挡去什么，也不能使那些喧哗稍稍低下去。只能在自己的博客里，写下这一点文字。也许没有几个人看见，也许看见了也不过随手翻过。可写下来，于我自己，像是在夜里把一盏小灯重新拨亮。
方先生，节日快乐。
感谢你。
2012 年端午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