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年，在高等教育这件事上，我的想法变过好几次。
这种变化并不是忽然发生的。它更像一条路，年轻时从山坡上往远处看，只觉得云气开阔，道路平直；走得久了，脚下有泥，有石头，有窄桥，也有过不去的沟，才慢慢知道，原先看到的那幅图，虽不能说全错，却确实过于干净了。
我自己是在国内一所不算顶尖、但还不错的大学里读完本科和博士的。后来到国外学习，导师是一位美国院士，学问做得极好，曾经还被列入网上所谓“应该获得诺贝尔奖而没有获得”的科学家名单。这样的经历，对一个年轻教师的影响很大。人容易从自己的来路出发，误以为那便是教育的常态。
所以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对高等教育的理解，都带着一种明显的精英色彩。
我觉得大学培养的应当是精英。大学教师要讲“道”，要带学生看见知识背后的结构、方法和精神；至于就业、工具、技能、做题这些事情，虽然嘴上不一定轻慢，心里却多少有些不以为然。那时我讲课，很不愿意把时间花在题目上。例题、习题、考试技巧，在我看来都太低了。学生既然已经进了大学，难道不应该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吗？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总该讲一点更高的东西：认识论、科学精神、问题意识，以及人如何面对未知。
这些想法，今天回头看，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。
大学当然不能只教技术。若一所大学只把学生训练成某个岗位上的熟练操作员，它便失掉了大学的气象。大学教育应当让人保有继续学习的能力，保有判断、怀疑、修正和创造的可能。一个本科生毕业后，哪怕忘了许多公式和细节，若仍知道怎样读一篇困难的文章，怎样拆解一个陌生的问题，怎样在证据面前修改自己的看法，那教育至少留下了一点真正的东西。
可是，话说到这里，若就停住，也会出问题。
因为它默认了一个前提：学生已经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，已经有相当稳定的自律，已经能够从例题走向习题，从教材走向资料，从听懂走向自己弄懂。这个前提，在少数好学校、好班级里，也许部分成立；在更大的现实中，却常常并不成立。
后来我到了一所省属高校工作，接触了大量二本、三本，甚至职业院校来的学生。那时才慢慢知道，我过去所想象的“大学生”，只是中国大学生里很小的一部分。
以前教 985 高校的学生，带国家级基地班的学生，许多事情确实不用多说。你给他一个方向，他会自己查资料；你讲一个概念，他能顺着例题往下走；你故意留一点空白，他未必喜欢，却大体知道那空白要自己补上。这样的学生当然让老师省心。老师很容易因此产生一种错觉：以为学生本该如此。
可是换一个环境，就不是这样了。
有些学生并不是不愿意学，而是不知道怎样学。一道例题看懂了，换一个条件便不知从何下手；课堂上点头，课后合上书，脑子里仍是散的；老师说“这个大家自己看看”，他便真的只是“看看”，既没有问题，也没有方法，更没有把知识重新组织起来的习惯。你若责备他不用功，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；但只责备他不用功，又太简单了。
我曾经以为，做题是学生自己的事。
后来才明白，对许多学生来说，做题并不是机械训练，而是他们理解概念的必要路径。一个物理概念，若只停留在定义上，对他们是飘着的。必须经过几个具体情境，经过数字、单位、边界条件、近似假设和错误修正，它才慢慢落到地面。做题不是为了考试本身，而是为了让抽象知识有一条可以踩住的路。
我以前不屑于讲这些路。
现在想来，那里面有一种年轻时的傲慢。
这种傲慢并非恶意。它往往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，看上去很干净，很高远，甚至很有教育情怀。可是它忽略了一个事实：并不是每个学生都站在同一个起点上。我们不能只对那些已经会走路的人谈远方，而把还不会走路的人留在原地，然后责备他们没有眺望群山的能力。
这也是我后来越来越重视普通高校和职业教育的原因。
我大致做过一些统计。所谓 985、211、双一流高校的学生，在大学生总数中只占很小一部分。更多的学生分布在普通本科、高职高专和职业教育体系中。他们毕业以后，不会都去做科学家，也不会都成为公共叙事中的“精英”；但他们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，会进入学校、医院、企业、基层管理部门、技术岗位、服务系统和公共治理现场。他们的判断能力、技术能力、表达能力和科学素养，决定的不是个人前途那么简单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平均水位。
平均水位这个词，越想越觉得重要。
一个社会当然需要高峰。没有少数顶尖人才，许多困难问题就无法突破，许多前沿方向就无法推进。可是，只有高峰而没有稳定的地面，也是不行的。高峰再高，若下面一片泥泞，许多事情仍会寸步难行。公共政策如何执行，技术方案如何落地，医疗流程如何运转，学校教育如何完成，社区治理如何保持基本理性，靠的往往不是少数天才，而是大量普通人的基本能力。
二〇一四年全国理科年会上，我曾在小组讨论中发言。北大一位退休副校长听了之后，鼓励我代表小组到大会上去讲。我也不客气，到了大会上，便诚恳地请求那些 985 高校的领导和专家，不要只盯着那少数“精英”。国家有限的资源和注意力，应该更多投向普通本科院校，更多花在职业教育和基层教育能力的提升上。
当时我还开了一个玩笑。
我说，别看在座很多人都是博导、专家、院士候选人，可许多时候，你们的发展方向，未必由顶尖人才决定，反倒会被大量普通岗位上的人影响。一个政策能不能顺利执行，一个技术能不能可靠部署，一个公共系统能不能避免荒诞，常常取决于这些普通人的基本训练。如果他们科学素养不足，逻辑混乱，不懂证据，不会沟通，甚至连基本常识都不能稳定使用，是会出大麻烦的。
后来三年新冠疫情中，各地反复出现的某些荒诞管理现象，使我更深地想起这件事。
当然，事情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类人。公共治理牵涉制度、压力、信息传递、权责结构和许多复杂因素。可是基层管理者和执行者的科学素养不够、认识混乱、只会层层加码、不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，大概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。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少数人在高处谈理性，而大量具体执行环节缺乏理性训练，那么理性就很难真正成为社会运行的一部分。
这使我重新理解了教育的意义。
教育不只是培养少数能够改变世界的人，也要培养大量能够把世界维持得不那么坏的人。前者当然令人振奋，后者却同样重要，甚至在许多时候更为切身。一个医生、一个护士、一个工程技术员、一个中学教师、一个基层公务人员、一个车间管理者、一个软件测试人员，他们未必写出惊天动地的论文，却每天都在决定社会运行的质地。
我过去的偏颇，大概有三点。
第一，我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递进关系想得太自然了。
好像学生经过小学、中学、高考，来到大学，就自然具备了大学学习所需的能力。事实上并非如此。中小学教育资源差异很大，家庭背景差异也很大。有些学生在高中时已经有很强的自学能力，能够独立阅读、归纳、推理和表达；有些学生则长期依赖老师一步一步督导，一旦离开密集管理，便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学习。
这些学生进入大学以后，外表上都叫大学生，实际上所需的教育支持完全不同。
你对前一种学生讲“去读原著”，他也许真能读；对后一种学生讲同样的话，他可能连第一章都走不完。你对前一种学生说“这个问题自己想想”，他也许会查资料、列步骤、问同学；对后一种学生说这句话，他可能只是把书合上，心里生出一种无声的挫败。若教师看不见这种差异，只用同一套精英教育想象去要求所有学生，就会把许多人推到门外。
第二，我曾经把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看得太分明。
仿佛职业教育只是技能训练，高等教育才是精神训练；职业教育解决饭碗，高等教育追求真理。这样的区分，听上去高雅，实际上很粗糙。
职业教育当然有初级层次，也有高级层次。一个优秀的工程师，一个复杂设备的维护专家，一个精通工艺流程的技术人员，一个真正懂软件系统架构的人，难道不是在解决实际问题吗？而解决实际问题，恰恰需要知识、判断、经验、沟通和持续学习能力。若从这个角度看，一切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教育，本质上都带有职业教育的成分。
大学也不能回避这一点。
我们不能一面说大学要服务社会，一面又羞于谈学生将来怎样工作，怎样使用工具，怎样进入一个真实岗位，怎样把知识转化为可执行的能力。就业不是低级问题。工具也不是低级问题。低级的，是只教工具而不教原理；只教流程而不教判断；只让学生适应岗位，却不给他未来离开这个岗位、重新学习新东西的能力。
真正好的职业教育，不是把人训练成零件。
它应该让人知道手里的工具从何而来，适用于哪里，边界在哪里，出了问题怎样排查，有没有改进的可能。一个会修车的人，若只知道照步骤拆换零件，是一种层次；若能理解发动机、传动、电路和控制系统之间的关系，能根据异常声音和数据判断问题所在，那便已经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教育。这里面有技术，也有理论；有经验，也有抽象；有手上的功夫，也有脑中的结构。
第三，我曾经过于相信精英带领社会，而把普通人看得太轻。
年轻时读书，容易被伟大人物吸引。科学史、思想史、大学史，写来写去，总是那些耀眼的人。牛顿、麦克斯韦、爱因斯坦、冯·诺依曼、图灵，当然值得敬仰。可是社会并不是只由这些名字支撑起来的。每一个伟大系统背后，都有无数普通人的工作。铁路要有人维护，医院要有人值班，学校要有人上课，实验室要有人做重复而细致的测量，软件系统要有人一行一行检查错误。
普通人不是羊群。
他们不是被动跟随精英的背景板，而是社会真正的承重结构。若这个结构薄弱，再好的理念也会落空。一个先进制度，交给没有训练的人，会走样；一个精密仪器，交给不懂维护的人，会损坏；一个科学政策，交给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执行，可能变成迷信式的加码和恐慌式的管理。
这些年，我的思想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保守主义。
这句话若放在年轻时，我大概自己都不爱听。那时我以为，保守主义就是因循守旧，就是害怕变化，就是为旧秩序辩护。后来慢慢读书，也慢慢看现实，才知道真正的保守主义并不等于拒绝变革。它首先承认人类社会的复杂性，承认许多制度和习惯背后有漫长形成的原因；它警惕那种凭一套抽象理念、一次激进改革，就想迅速解决复杂痼疾的冲动。
教育尤其如此。
高等教育该怎么做，不可能靠一个口号解决。强调通识教育，当然有道理；强调职业技能，也有道理；强调科研训练，有道理；强调就业导向，也有道理。问题在于，任何单一方法若脱离具体学校、具体学生、具体社会条件，都会变成纸上谈兵。对清华北大的学生有效的办法，对一所普通地方院校未必有效；对研究型大学合适的评价体系，对职业院校可能完全错位。
教育最怕的，是用整齐的概念遮住参差的现实。
我这两天重新翻看十年前买的两本书，又想起当时的困惑。张维迎先生的《大学的逻辑》，我读过三遍。张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学者。他能多年坚持自己的理念，又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，这很难得。有风骨，也有智慧。一本书能让人多年后还愿意翻出来，说明它不是一时热闹的文字，而是确实触及了某些深处的问题。
可同一本书，十年前读，和今天读，感觉也不一样。
年轻一点时，读到大学自治、学术自由、教授治校、思想市场这些话，会格外激动。因为这些东西确实珍贵，也确实是大学不能丢掉的精神核心。现在再读，敬意仍在，却会多一层迟疑：这些理念怎样落到不同层次的学校里？怎样与普通学生的真实能力相接？怎样与地方财政、就业压力、家庭期待、产业结构和社会治理发生关系？如果这些问题不回答，理念虽好，仍然容易悬在半空。
最近，我和一所职业院校的师生有过交流，这种感受更强。
那些学生坐在下面，眼神很亮。他们有些腼腆，有些不善表达，有些基础确实薄弱，可你能看见他们想知道一点什么。他们未必会用漂亮的话谈理想，也未必能立刻读懂艰深的书。但当你把一个问题讲清楚，把一个概念和他们未来可能面对的工作联系起来，把一个工具背后的原理稍微展开，他们会认真听，会点头，会在课后小声问一句：老师，这个我还能从哪里继续学？
每次看到这样的眼神，我都无法正视自己内心。
因为我知道，过去的自己，可能并没有真正看见他们。我看见的是“大学教育”这个概念，是“精英培养”这个想象，是“道”和“术”的区别，却没有充分看见坐在教室里的具体学生。一个学生可能来自并不宽裕的家庭，可能高中时从未接受过良好的自学训练，可能第一次离开熟悉的小地方，可能对未来既期待又害怕。他来到大学，并不是为了成为我们理论中的某个类型，而是希望自己能多一点能力，多一点出路，也多一点理解世界的底气。
大学的逻辑，不能只写在理念里。
它应当同时出现在课堂上、实验室里、实训车间里、就业指导中，也出现在教师愿不愿意把一个基本问题讲透的耐心里。对少数优秀学生，我们当然应该给他们更高的天空，让他们去接触前沿、进入研究、挑战未知；对更多普通学生，我们也应该认真地帮他们打好基础，让他们有能力读懂材料，完成任务，解决问题，并在未来继续成长。
这二者并不矛盾。
真正的大学，不该只向上看，也不该只向下看。只向上看，容易空；只向下看，容易窄。它既要守住精神的高度，也要承担现实的重量；既要培养少数能提出新问题的人，也要培养大量能把事情做对、做稳、做明白的人。一个社会需要思想者，也需要可靠的执行者；需要发明家，也需要优秀的技术工人；需要伟大的科学家，也需要懂科学常识的普通公民。
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，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平均理解能力。
这个说法不如“培养大师”动听，却也许更接近现实。平均理解能力提高一点，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。公共讨论会少一些胡搅蛮缠，基层治理会少一些荒唐加码，技术系统会少一些低级失误，普通人在面对新工具、新规则、新风险时，也会多一点判断和从容。
至于少数真正的天才，他们当然还会长出来。
教育不能因为要照顾多数，就压低所有人的天花板；也不能因为仰望少数，就忘了多数人脚下的台阶。一个好的教育体系，应该既有高峰，也有道路；既有远处的灯，也有脚边的石阶。学生能力不同，来路不同，将来去向也不同，教育不能假装他们一样，也不能轻易放弃其中任何一部分。
说到底，我这些年最大的变化，也许只是学会把眼睛放低一点。
年轻时，总喜欢谈大学的理想。现在仍愿意谈，只是不敢谈得太轻。理想若不能穿过一间普通教室，不能穿过一个基础薄弱学生的困惑，不能穿过职业院校实训楼里的机器声，不能穿过地方高校教师面对考核、招生和就业的疲惫，它就还只是纸上的理想。
纸上的理想也有用，它像远处的山。
可是教育真正发生的地方，常常不在山顶，而在山路上。有人走得快，有人走得慢；有人从小就在高处，有人刚刚学会辨认方向。教师能做的，不只是站在高处指点风景，也要有时弯下腰，告诉学生下一步该踩在哪里。
我仍然敬重大学里的高远之物。
敬重自由的思想，敬重严肃的学术，敬重那些不肯向庸俗低头的精神。但我也愿意承认，若没有更宽厚、更扎实、更耐心的普通教育，这些高远之物很难真正托住一个社会。
张维迎先生的《大学的逻辑》，值得高校教育工作者反复读。只是每读一次，也许都该把书页合上，再去看看真实的学生，真实的课堂，真实的学校和真实的社会。理念需要书本来照亮，也需要现实来校正。
窗外的树已经很绿了。
我想起那些职业院校学生求知的眼神，也想起自己年轻时在讲台上的自负。许多认识，确实要过很久才会慢慢变得稳一点。所谓教育，大概不只是学生被教育，教师也在被教育。学生用他们的沉默、困惑、努力和眼神，反过来教育我们：大学的逻辑，不能只从精英那里寻找，也要从多数人的命运里重新理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