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天,整理书架,又翻到了金庸的小说。
有些书年轻时读过,后来便很少重看。情节大抵还记得,人物却在记忆里慢慢变了模样。少年时喜欢的人物,如今未必仍然喜欢;当年不大留意的几句话,反倒随着年岁增长,渐渐显出分量。
金庸写男性人物,确实有他的本领。乔峰的豪迈与悲凉,郭靖的朴拙与坚忍,令狐冲的疏狂与自在,都写得有血有肉。相比之下,他笔下许多女性,尤其是那些美丽聪慧、深情不悔的女子,内心世界似乎没有得到同样充分的展开。有时读着读着,会觉得她们终究还是活在男性的目光里。
不过,其中有三个女子,我始终不能忘记
李文秀,程灵素,赵敏。
她们各有一句话,多年来留在我心里。
李文秀说,我偏不喜欢。
程灵素说,我就愿意。
赵敏说,我偏要勉强。
这三句话,出自不同的故事,也各有不同的情境。若把人物的遭际仔细分辨,三者其实相去甚远。然而每次想起,我总觉得她们在某个地方暗暗相通。
那个地方,似乎也藏着我自己。
读《白马啸西风》,最难忘的,是结尾的那一点执拗。
江南有杨柳,有桃花,有燕子、金鱼。中原有那么多英俊勇武、倜傥潇洒的少年。李文秀完全可以回到那里,开始另一种生活。她还年轻,往后的日子很长,世间也还有许多好的人与事。
她偏不喜欢。
年轻时读到这里,只觉得一种说不出的凄凉。明明有那么多好的选择,为什么偏偏守着一个没有结果的念头?那时我并不真正懂得爱情,却已经隐约觉得,这句话说的恐怕不止爱情。
后来年岁渐长,见过的人多了,才慢慢注意到另一个细节。
她并没有说,那些东西不好。
她知道它们很好。她承认世间有许多值得欣赏、值得珍惜的事物,也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未必会爱自己。她既没有贬低别人的幸福,也没有把自己的心意说成天下唯一的真理。
她只是不能喜欢。
这一点细微的分别,我如今很看重。
人活在世上,免不了接受种种安排。什么样的生活安稳,什么样的事业体面,什么样的选择合乎年龄与身份,周围总有人替我们想得周到。有些劝告出于善意,而且确实有道理。我们也未必不知道其中的好处。
可知道是一回事,心里肯不肯,却是另一回事。
我从小似乎就有这点毛病。
小时候看周围的人,常觉得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天然的熟悉。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值得高兴,什么东西应该争取,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。许多事情,在他们那里似乎不需要追问,到了我这里,却总隔着一层。
我并非不愿与人相处,也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。恰恰相反,有时很羡慕那些能够自然融入生活的人。他们似乎知道脚下的路通向哪里,走起来也稳当。我却常常走着走着,便停下来,望着旁边一些不相干的东西。
至于究竟望见了什么,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也许是因为从小读书多,心思容易跑到现实以外。也许是生活上受人照顾太多,少了些与世事周旋的本领。所谓十指不沾阳春水,听上去有些书卷气,细想起来,也未必值得夸耀。一个人若不曾为柴米油盐费过多少心力,便很容易把自己的疏离误认成精神上的高洁。
这一点,我如今不敢不承认。
然而,把这些缘由逐一想过,仍有一些东西解释不了。
有些路,我明明知道走上去会方便许多,却总不愿意走。有些东西,别人珍惜,我也知道它好,却很难生出同样的热切。偶尔勉强自己跟着走一程,外面倒也过得去,心里却像穿了一件不大合身的衣服。
说不上有什么痛苦,只是总想伸手扯一扯衣领。
李文秀那句“我偏不喜欢”,大概就落在这里。
她比我干净,也比我决绝。她的心意有清楚的去处,我的许多不喜欢,却连自己也未必说得清。
程灵素又是另一种情形。
《飞狐外传》里,我一直觉得她是个令人心疼的人。
她不漂亮,至少金庸没有按通常写美人的办法来写她。她聪明,沉静,心思细密,对人情的体察有时近乎残酷。胡斐心里装着谁,她恐怕比胡斐自己还清楚。
她知道得太多。
偏偏又不肯因此收回自己的心意。
在她那里,喜欢一个人,并不需要先算清楚自己能够得到什么。旁人看来不值得,她也未必不明白。她见得清楚,却仍然愿意。
“我就愿意。”
这四个字,年轻时读来,是一种深情。如今再读,心里反而复杂得多。
程灵素的结局太苦。我已经不愿把一个女子为所爱之人舍去性命,轻易赞美成爱情的极致。生命只有一次,人也不该因为爱而失去照顾自己的权利。一个人愿意付出,固然令人动容;接受那份付出的人,是否承受得起,却是另一回事。
年轻时容易被牺牲打动,过了半百,便不能不多想一层。
但我始终舍不得放下她那句“我就愿意”。
人做许多事情,总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。
为什么要做这件事?有什么好处?值得投入多少时间?将来会有什么结果?
这些问题并没有错。做过多年科学研究,我尤其知道,判断一件事情不能只凭热情。实验要有可检验的依据,推论要能经得住反驳。一个漂亮的想法,如果与事实不符,终究要修正。
可是,人心里还有一些事,似乎不能完全照这个办法处置。
一个人为什么喜欢一门学问?为什么对某个问题念念不忘?为什么明知一条路艰难,仍然想去看看它通往哪里?
年轻时做物理,常有这样的时刻。一个问题想了很久,算式写满几页纸,最后发现前面某一步就错了。坐在桌前,把纸翻回去,重新算。窗外天色已经暗下来,走廊里也少有人声。
第二天若有人问,何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耗费时间,未必答得出令人满意的理由。
只是还想算下去。
科学研究当然需要理性的约束,不能把执拗当作证据。但最初愿意把那么多时间交给一件未必有结果的事,其中总有一点难以解释的偏爱。
这些年,生活与工作有过不少变化。从熟悉的物理学走向教育,又走进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变化的领域,也曾反复问自己,究竟在寻找什么。
有时觉得答案已经近了,过些日子又觉得不大对。
若事事先问有没有把握,大概许多路根本不会开始。
我想,自己心里多少也住着一个程灵素。
当然,我没有她那样的聪明,更没有她那样不计后果的深情。我能从她那里带走的,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许可:有些事情,明知不能保证结果,仍可以心甘情愿地去做。
至于愿意到什么程度,便要靠另外一些东西来守住分寸了。
三个女子里,赵敏最为明亮。
她不像李文秀那样把心意藏在沉默里,也不像程灵素那样把自己放得极低。她有出身,有才智,有骄傲,也有许多可以依凭的东西。可一旦认准了张无忌,便敢于与原有的身份和秩序周旋。
她说:“我偏要勉强。”
这句话尤其有趣。
她当然知道世事不能尽如人意。以她的聪明,也不至于不懂感情无法全凭意志取得。可她不肯因为事情艰难,就预先认输。
她要试一试。
我年轻时很喜欢这种气魄。后来渐渐觉得,赵敏真正动人的地方,或许还在于她并不总是胸有成竹。她会吃醋,会猜疑,会委屈,也会在某些时候失去平日的从容。
她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处境。
只是知道了,仍不肯轻易退下去。
这与李文秀、程灵素的执拗,又略有不同。
李文秀守住自己的不喜欢,程灵素守住自己的愿意,赵敏则要伸手改变一些事情。
一个向内,一个向人,一个向着尚未发生的将来。
当然,这样的说法也太整齐了。真实的人心哪有这么清楚的界限。她们各自都有软弱、犹疑与不甘,三句话不过是我多年阅读后留下的印象,未必能概括她们的一生。
但我确实从这三句话里,认出了自己生命中反复出现的几种姿态。
有时,我像李文秀。
对于一个众人认可的生活方向,心里始终生不出多少亲近。看别人走得安稳,自己也觉得好,到了要迈步的时候,却又停住。
有时,我像程灵素。
对某件事情生出兴趣,便愿意投入许多心力。未必求得别人理解,也未必真的想清楚结果。事后回看,觉得有些做法过于天真,可若重新来过,恐怕仍会走上那条路。
有时,又像赵敏。
明知许多事情已经有了现成的边界,明知自己的能力、时间和运气都有尽头,却还想伸手推一推。哪怕只推动一点,也想亲自试过。
这三种性情合在一个人身上,日子便未必好过。
尤其年过半百以后。
年轻时心里不安分,尚可归于年少。那时候,旁人也愿意宽容一点。读书,求学,做研究,换一个地方生活,都可以理解为寻找自己的道路。
到了如今这个年纪,似乎总该安顿下来了。
一个人读过许多书,做过一些事,经历过生活的起伏,按理说,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,想过什么样的日子。即便未必通达,至少也该有几分笃定。
我却至今没有这种感觉。
有时夜深,桌上的电脑还亮着。白天处理过的事情已告一段落,邮件不必再回,明天的安排也大致清楚。四周安静下来,本该是十分踏实的时候,心里却又生出一种熟悉的漂泊感。
仿佛已经走过许多地方,却仍然没有找到真正可以坐下来的那张椅子。
这感觉从很早以前便有。奇怪的是,时间似乎并没有把它磨去。
我也试着从自己的经历中寻找缘由。
会不会因为一直偏重精神生活,对现实世界的亲近本领不足?会不会因为少年时生活过得太顺遂,少了那些让人沉下来的磨炼?又会不会只是性情如此,天生对眼前已有的东西不容易满足?
这些解释大约各有一些道理,又都不够。
年轻时我相信,许多问题只要足够认真,总能寻得一个清楚的答案。后来知道,有些问题可能问得不对,有些条件无法控制,还有些事情,本来就不适合用求解方程的办法来处理。
自己的心,大概属于最后一种。
我没有办法把它全部弄明白。
说来还有一点可笑。做了那么多年学问,习惯于向学生解释自然规律,面对自己,却常常说不清一个最简单的问题:你究竟想要什么?
若把这样的话说给熟悉的朋友听,想必有人会笑。
也许他们笑得有理。
一个过了五十岁的人,还说自己在人世间漂泊,仍在追寻内心的世界,听上去多少有些不合时宜。这个年纪,生活中有许多具体的责任要尽,哪里还容得下太多少年的心思。
我知道这些。
这些年来,也渐渐学会了处理许多从前不擅长的事情。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回避,该照顾的人需要照顾。遇到不如意的事,不能只凭一句“我偏不喜欢”就转身走开。自己愿意的事情,也未必值得旁人陪着耗费光阴。
至于“我偏要勉强”,更要知道,有些事可以勉强自己,有些事却不能勉强别人。
人活到这个年纪,总该学会一点分寸。
然而这些分寸,并没有让我变得十分安稳。
偶尔也想,若能像一些朋友那样,对眼前的生活感到踏实,知道什么值得留下,什么应该舍弃,也许会轻松许多。
可真到了可以安稳坐下的时候,目光又不知不觉望向别处。
有时我甚至怀疑,自己所谓的追寻,会不会只是迟迟不肯长大的一种借口。
这个疑问并不使人愉快,却值得留着。
人若总替自己的执拗寻找高尚的理由,久而久之,也容易把任性当成勇气,把逃避当成自由。我不愿如此。李文秀的纯净、程灵素的甘愿、赵敏的果决,在小说里各有可爱的地方;放到真实生活中,也各有需要付出的代价。
我羡慕她们,未必要照着她们去活。
何况,我的漂泊也远没有小说中那般动人。大多数时候,不过是处理一些琐碎的工作,读几页书,想一些没有结果的问题。该睡觉时仍舍不得关灯,第二天又照常起床。
只是偶尔,在这些寻常事情的间隙里,仍会想起那三句话。
“我偏不喜欢。”
“我就愿意。”
“我偏要勉强。”
年轻时觉得她们说得真痛快,如今年岁渐长,才慢慢听见其中的辛苦。
李文秀的偏不喜欢,并不能改变所爱之人的心意。程灵素的我就愿意,也无法换来她盼望的相守。赵敏的偏要勉强,看似最有力量,却也必须面对选择之后漫长而具体的日子。
小说可以写到一个动人的地方便结束,生活却不能。
一个人说完这些话,还要继续过日子。吃饭,睡觉,工作,与人相处。心里再有不肯妥协的地方,也要在现实中为它找一个位置。
这大概也是我眼下正在做的事。
我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与世界处处为难的人。世间有许多温厚可爱的人,也有许多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。年轻时有些疏离,也许只是因为看得太少。如今走了这么多年,反而比从前更愿意体谅别人的选择。
只是体谅归体谅,自己心里那点偏爱,似乎仍不肯完全交出去。
人这一生,想来终究有限。
这些年,坐过不少火车。年轻时乘车,总在意终点在哪里,何时能够到达。后来有时独自坐在窗边,看田野、村庄和远处的山一段段退去,也会觉得途中有些景色很好,虽然说不出它们的名字。
列车总要到站。
到站以后,终究一个人走下车,也就是了。
至于沿途那些未曾看清的地方,原本也无法一一补看。
想到这里,我对自己尚未安顿的心,似乎比从前宽容了一点。不是因为终于找到了答案,只是知道有些问题,大概还会陪着我走一阵子。
书架上的几本金庸小说,已经读得有些旧了。书页泛黄,书脊也略有松动。我把《白马啸西风》放回去,又将《飞狐外传》和《倚天屠龙记》挨着排好。
原本还想再翻几页,看看年轻时记住的那些话,如今读来是否仍是原来的意思。
后来没有翻。
灯下还有一点事情未做。把书架的玻璃门合上,我回到桌前,继续写了几行字。
写到一半,忽然又想起赵敏。
我偏要勉强。
不知为什么,竟微微笑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