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校在发校友卡，我几乎没有多想，便急急忙忙申请了一张。
说起来也有些好笑。人到后来，和许多旧地方的关系，常常只剩下一点很薄的凭证。一张卡，一枚章，一个早已不用的学生证号码，放在抽屉里，并不能真正把从前叫回来。可看见“母校”两个字，手还是快了一下。仿佛慢一点，那点仅存的联系也会被别人收走似的。
卡还没有到手，记忆却先来了。
一九九二年高考，我最拿手的数学考砸了。现在回头看，那大概是人生里第一次清楚地知道：一个人以为稳妥的地方，也会忽然失手。那时年纪小，心气又高，数学一向是自己最放心的科目，偏偏就在最要紧的时候出了岔子。成绩出来以后，许多原先想得很远的路，一下子收窄了。
于是只能听父母的话，回四川读书。
那一年，川大、电子科大、华西医大、成都科大在河南的收分差不多。现在想来，这几所学校各有来路，各有风骨，可在一个刚考完的少年眼里，大约只是志愿表上几行并列的名字。真正决定去向的，往往不是多么深思熟虑的判断，而是一些半真半假的传闻，一点家人的担心，还有自己说不清的偏好。
班主任说，川大毕业以后，有可能要当中学老师哟。
这话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。老爸一听，立刻摇头：不行不行，不当老师，放弃。那时谁能想到，绕了一圈，我后来竟还是在大学里做了老师。人生有时很会开玩笑，它并不当面反驳你，只是在许多年后，把你当年用力避开的那条路，安安静静放到脚下。
电子科大呢？又听说以前有军校背景，将来有可能分到部队去。
老爸更慌：不行不行，咱家独生子，不能去当兵。现在想来，那种担心有些朴素，也有些可爱。父母替孩子选路，常常不是先问远方有多好，而是先想哪里有危险，哪里会让他受苦。许多决定便这样被一层层排除掉。
轮到华西医大，我自己先摇头。
从小就怕医生，见到白大褂心里都紧。要我去学医，那是万万不肯的。父母再怎么劝，也劝不动。一个少年对自己害怕什么，倒常常比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更坚定。
这样排来排去，最后便到了成都科大。
现在想起，真觉得有趣。几句传闻，几分担心，一点少年人的害怕，再加上一次数学失手，就这样把一个人的大学定了下来。当年觉得天大的事，后来回看，竟有几分随手之感。可人生许多真正的转折，恰恰就是这样来的。不是鼓声大作，不是风云开合，只是在饭桌边、志愿表前，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便把一段命运轻轻推向了另一边。
到了学校，又有另一种陌生。
别人很快就能找到同乡会。河南来的聚在一起，四川的自然更熟，重庆的也有自己的说法。我却有些尴尬。我是中原油田的，油田子弟，虽然从河南考来，却一句河南话也不会说。河南同学看我不像同乡；四川同学显然也不觉得我有四川血统；至于重庆，我一岁多就离开了，身上一点重庆影子也没有。
一个人忽然发现，自己好像哪里都沾一点，又哪里都不完全属于。
这种感觉，年轻时说不清，只觉得站在人群旁边，有一点轻微的空。大家说起老家，语音一变，笑声便熟了。我在旁边听着，也笑，却插不上几句。幸好还有张忠伟。我们两个都是油田来的，便只好相依为命。忠伟，谢谢你当年照顾我。许多年前的照顾，也许只是一起吃饭，一起走路，替我留个座位，或者在人群里喊我一声。可人在陌生地方，最初需要的，常常正是这些小事。
后来，川大和成都科大要合并。
说实话，我们学生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。只是听说川大不愿意，科大也不愿意。老师们似乎也有些情绪，有过一些表达，后来被劝了回来。对我们这些还在读书的人来说，学校合并这样的大事，听起来很远，又很近。远在于其中的利害、历史、行政安排，我们并不真正明白；近在于校名一变，自己的学生证、毕业证、别人问起时的回答，都要跟着变。
有一天，我们搬着小凳子，坐在电影广场上，听广播里的讲话。
时任四川省省长肖秧说，这个四川联合大学好啊，我们加个括号，把川大和成都科大都括进去，以后还可以把更多学校括进来。那时我坐在下面，两眼望天，心里想：若以后四川的大学都括进来，那我们岂不是天下第一了。
年轻人有时就这样，面对一件大而复杂的事情，也会在心里生出一点荒诞的玩笑。也许正因为无力参与，便只好用一点幽默把它接住。后来想起那个场景，最清楚的倒不是讲话内容，而是电影广场、小凳子、头顶的天，还有自己那点不合时宜的胡思乱想。
结果是，入学的学校没有了，毕业的学校也没有了。
这句话说起来有些奇特。一个人明明读完了大学，却像在校名上经历了一次搬家。刚进来时叫成都科大，后来叫四川联合大学，再后来又回到四川大学。几块牌子先后挂起又撤下，真正经历那些年月的人，反倒被夹在中间，成了一个不太好归类的届别。
录取通知书不知道老爸还收藏了没有。若还在，大约也压在某个旧柜子的深处，和户口本、粮票、一些早年的照片放在一起。毕业证我倒一直留着。有人说，可以去换成四川大学的毕业证。我开玩笑说，打死都不换。
这话半是玩笑，半是真心。
现在的四川大学当然很好，名字响亮，来路堂皇。可我手里那张毕业证，恰恰因为尴尬，才显得珍贵。它记录了一段不太整齐的历史，也记录了我们这一届人有些特别的位置。上面还有陈校长的印章。那枚章落在纸上，像给一段已经消失的校名留下了最后的证据。
人到后来才明白，所谓母校，并不只是现在地图上那个标准名称。
它是当年宿舍楼下的树，是食堂里一份便宜的饭，是第一次离家后的不适应，是同学会里找不到归属时的那点窘迫，是电影广场上的小凳子，也是毕业证上那个后来不再使用的名字。学校会合并，会改名，会扩建，会在宣传册里变得越来越整齐；可一个人心里的母校，往往还停在某个旧时刻，带着一点尘土，一点笑声，一点不合时宜的年轻。
所以我申请了那张校友卡。
也许它并不能证明什么。真要追问起来，我到底算成都科大校友，四川联大校友，还是四川大学校友，也不必分得太清。岁月早已把这些名字层层叠在一起，像旧书页里夹过的几张纸，颜色深浅不同，却都曾在同一本书里。
卡片将来若到了，我大约会把它收好。
不是为了凭它进哪一扇门，也不是为了享受什么校友待遇。只是有一天翻抽屉，看见它时，会想起一九九二年的志愿表，想起那个不会说河南话的河南考生，想起张忠伟，想起电影广场上仰着头的少年，也想起那张我始终不肯换掉的毕业证。
那上面有一个已经离场的校名。
也有我曾经年轻过的证据。
